这种人今天才发现?才这么点钱,我不信..........

多面人”殷国元

　　早报记者  魏华兵 

　　从手握土地审批大权的房地局官员，到连通权力与资本的“土地掮客”，再到目前幸免一死的阶下囚，年逾六旬的殷国元，人生已然经历了一场大起落。

　　殷国元，1944年1月生，江苏泰兴人，曾长期担任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副局长，2005年退休后担任上海土地学会会长。这样一份看似简单的履历，掩盖了殷本人在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多面角色，但不变的是，其为自己“权力期权”最大化的行止。

　　“两块肥肉”

　　约在1995年前后，51岁的殷国元由南京军区后勤部正师级转业，先是就任上海市土地局副局长，自1995年1月开始就任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

　　1995年至2005年间，正是上海市房地产从计划走向市场、从低点走向鼎盛的时间。之前有报道称，由于掌握土地审批大权，殷国元在位期间，政府部门通过公开及不公开方式出让的大部分土地，在与土地受让方签订出让合同时，政府方面的代表一般都是殷国元。

　　也就是在1995年前后，另一位后来的“土地爷”朱文锦至市房地局土地利用处任职，于1999年担任土地利用处副处长，2003年任处长。在这位“上海第一处”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其“顶头上司”就是当时分管土地的殷国元。

　　从1995年到1999年的五年里，上海市通过土地批租出让的地块分别为258幅、207幅、220幅、262幅等，相应的出让面积分别达到640.30万平方米、378.66万平方米、461.36万平方米、421.05万平方米等，总计2700.67万平方米，约合40530亩。

　　上海开始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的2002年，殷国元开始负责拆迁工作，他分管拆迁工作近三年时间，亲身经历了上海大规模的房屋拆迁和房价迅速上涨。

　　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仅上海市10个中心城区，2002年到2005年四年的拆迁面积分别达到644.53万平方米、584.93万平方米、308.40万平方米、1222.53万平方米，总量几乎与殷国元上任之前七年（1995年2001年）的总量相当。

　　土地审批、房屋拆迁，殷国元到底为自己捞取了多少好处。昨日的法院一审判决，有一份定量的描述：2000年至2004年间，殷国元利用担任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在土地利用、拆迁许可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于2002年至2006年间，单独或伙同被告人陈伟多次索取、收受请托人贿赂的现金、股权及向请托人购买低价房，受贿数额达人民币3555万余元。其妻陈伟参与受贿数额862万余元。

　　此外，截至案发，殷国元尚有价值人民币397万余元和47852美元的财产，未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也就是说，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殷国元为个人最多牟利近4000万元。这一数据与2007年4月殷国元东窗事发时，传言的其房产有24至26套价值上亿元，差距较大。

　　不甘寂寞的会长

　　殷国元退休后并不寂寞，有的房地产开发商甚至不惜以百万年薪抢夺他。2005年5月，他被选为上海市土地学会的会长，其办公室设在上海金陵路一座老楼房里，相当简陋，而且还是与人合用一间。

　　一直穿着朴实的殷国元被熟悉的人评价为“看上去是位豪爽的长者，有胆识，乐于助人”，认为他“比较仗义”。

　　任职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后，殷国元成为楼市坚定的唱多者，在2005年、2006年宏观调控期间，殷国元先后抛出了“土地价格不跌论”、“开发商征地正其时”论、“上海高地价未托高房价”论、“调控到位论”等观点。

　　在2006年的“国六条”出台前，殷国元曾在中国土地市场年会上说，“上海地价仍有上升空间，现在是开发商在上海拿地的好时机。上海的土地后备资源极其短缺，可利用的土地正越来越少，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量日益增加。”

　　与此同时，殷国元已经“担负”起官商之间的代理人角色，他利用从前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关系，帮房地产开发商做“穿针引线”工作，“协助处理”这些开发商的土地疑难问题。当然，这绝对不会只是热心地施以援手，房地产开发商自然深谙投桃报李的“潜规则”。

　　据此前报道，一位上海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为一块在上海虹桥的土地问题找到殷国元，殷国元开口就索取50万元的“咨询费”。此前，该开发商曾预支给他20万元，虽然最终托其所办的事情未果，但殷国元也未退还开发商已付的20万元。

　　谁的利益受损

　　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院的判决，殷国元在2000年之前到底有无受贿、是否滥用职权等，似乎已是邈不可究。

　　不仅如此，据财经网报道，涉嫌行贿殷氏的众多地产商，尚未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消息。

　　在一些权力人及利益集团大发其财的同时，国家经济正在遭受巨额损失。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这样的描述，似乎可窥一斑：2002年间，殷国元还利用职务便利，分别接受他人请托，滥用职权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造成国家经济损失4,657万余元。

　　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到底有多少上海市民利益曾被忽视和侵犯，也不可考了，也不知道如何弥补。